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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传说这位明崇俨神通广大，有役使鬼神之能，精善岐黄，奇迹般地治好了某刺史千金的绝症，因此受到高宗的青睐。不过明大师对时政的兴趣远远大过诊治病情，“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明崇俨多与京师的达官贵人交往，又常借症病的机会向高宗进言，假借鬼神之名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昨日臣与安期生下棋，谈到天下大势都不约而同地叹气，以为太子庸劣，难成大器，苍生从此多难了。”明大师悲天悯人地说，“倒是英王哲（即唐中宗，他的名字和封号几经改变）的容貌颇似已故的太宗皇帝，有人君之相。”
“其实说到相貌，诸皇子之中还是最年幼的相王（即睿宗李旦）最为尊贵，”过了两天，明大师又有高论，“至于太子，唉，不说也罢，实在不堪继承大统。”
这样肆无忌惮攻击当朝太子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江湖术士之口，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明崇俨的政治背景——他是否武后特意安排到高宗身边的？以武后对高宗的严密监管，不可能容忍一个异端分子接近影响高宗，而明崇俨与武后来往密切，也众所周知，——他经常为武后施法驱鬼。何况如果没有人背后撑腰，一个江湖术士又怎么大胆到批评当今太子？贤常年见不到父皇一面，父皇身边却包围着这样一群整日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小人，太子心中的郁闷和不甘可想而知。大唐太子一向命苦，太子建成喋血禁宫，太子承乾幽死黔州，废太子忠以谋反罪被赐自尽，故太子弘死得不明不白，但象贤这样仍居太子之位，就被一个江湖术士如此羞辱欺凌的还是头一个。仪凤三年，太子的两位得力臂助宰相戴至德、张文瓘先后辞世，高宗苦心经营的以反武人士组成的宰相班子已现出缺口。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除非出现奇迹，太子贤的命运已注定凄艳悲情如西天落霞。
贤不是理想主义的弘，从来不曾低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贤也不是自欺欺人的高宗，从来不曾奢望会有奇迹发生，惟其清醒，所以痛苦。面对着母后的步步紧逼，父皇的爱莫能助，找不到自救的方法，罗网在越收越紧，而他却已无路可逃。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明知死之将至却无能为力，心事重重的贤将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谱写成宝成之曲，一个个带血的音符从断裂的蜀丝梧桐间缓缓逸出，那悲恸莫名的曲调震撼着每个知音者的心灵。妙解音律的始平县令李嗣真偶然听到，不禁失声道：“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一问才知道是太子新谱的琴曲宝成乐。李嗣真叹息良久，方道：“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征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恐怕太子会有难吧。”
一曲既毕，太子贤苍白而英俊的脸上，现出了决然的神情，仿佛所有的痛苦和疑虑，已经自琴声中释放。事情既已无可避免，唯有挺身去承担。他已不堪承受无休止的谣言、毁谤、苛责、监视，骄傲的天性不容他退缩和示弱，即使是自不量力，他也愿意拼尽全力放手一搏。调露元年，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武后震怒了。她敏感地察觉到是谁在搞鬼，是谁胆敢公然在京师杀害皇后的宠臣。明崇俨被追赠为侍中，就连他的儿子也受惠被封为秘书郎。同时侦骑遍出，京师震动，当作头号要案来抓。在武后一迭声地催促之下，大批人被逮捕入狱，日夜严刑拷打，常常有人被屈打成招，直到抓到新的“凶手”才放掉，然后又是一轮周而复始，但凶手却始终没有抓到。
躲在深宫里的李治也被惊动了。他当然知道武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针对谁，立即下诏太子监国。可惜已经太迟了，长久以来自私地躲在宫里喝药服丹，逃避外界，放任妻子掌权执政，任由儿子在风涛中挣扎，现在再给太子一个监国的名义，又有什么用呢？眼看着如此优秀的儿子即将遭受灭顶之灾，高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想起了汉初商山四皓的故事。当年刘邦宠爱戚夫人及赵王如意，汉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张良设计请出了德高望重的隐士商山四皓为太子保驾，让刘邦打消了原意。于是，大唐皇帝李治终于离开了他那个乌龟壳，亲自到嵩山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田游岩，希望他能像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贤的位子。田游岩倒是很爽快地答应出山做太子宾客，然而对武后这样不惧人言的人来说，一个久居林泉不问世事的隐士岂能挡得住她的脚步？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朝廷又新近任命了四位宰相，其中有黄门侍郎裴炎，当时的官职仅为四品。低品级官员的拜相，正是武后的创造发明，免得那些资深老臣不听使唤。裴炎的拜相，使武后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后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有少帮武后出谋划策。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裴炎、刘祎之等人的大力配合，单凭武后一个人是无法连败二子独揽朝纲的。
朝中有人好办事。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公然拘捕太子贤的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向贤直接下手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虽然身份卑微，但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让无数同人女为之感动得眼泪直淌。而现实中的赵道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表现远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明崇俨。当然，考虑到人都是血肉之躯，实在没必要要求过甚，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小失望。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武后震惊，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太子对她的不满和憎恶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说，太子贤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动用暴力手段与她一战的！从什么时候起，母子之间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风吹在眉间心上，多少有些冷冷的寒，事已至此，这个儿子是不能留了。武后果断地决定，把这桩普通的谋杀案，转而定性为谋反案，就势把李贤拉下马。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未完待续）
〖8〗 《旧唐书*叶法善传》：“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
按照唐制，为了防止京师发生叛乱，像皂甲这一类属军队正式装备的兵器运入京师时，要由卫尉寺长官卫尉卿先“籍其名数”，再交由下辖之武库署保管；遇“大祭祀、大朝会、大驾巡幸”时，再由武器署依所需数量向武库署领用，事毕须送还武库署保管。制度虽是如此，执行并不十分严格，“诸卫将军事毕后，多有污损，逾限不纳”，所以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为杜绝j源，敕准卫府〖尉〗卿李升之奏请：“自今以后，每事了，限五日内送纳武库。”且太子东宫本有十率府等军事机构和武装护卫，存有一定数量的甲冑器仗并不奇怪。在东宫马坊搜得的这数百领皂甲，其实并不是太拿得出手的证据。若能以“逾期缴纳”为由，在尚未严格执行缴纳期限的高宗朝，及高宗本人“素爱太子”的基本心态支持下，由心向李唐皇室的主审官审判，不是不能藉辞开脱的。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宰相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方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章怀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发话了：“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招架不住，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省长官侍中和中书令。
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妃杨氏唯一的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最绝的还是武后对付太子贤好友高岐的手段。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武后也不多说，把高政交给其父处理，叫他们自己瞧着办。早被皇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己，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真是非常非常非非常的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武后一定肚子都快笑痛了，她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让高家自相残杀，声名扫地，最后还被贬出京，煊赫一时的高家就这么破败下去，不仅从实力上，而且从精神上都被她完全击倒，而她根本还没有出手，这样的心机和手段，普天下何人能及！武后自己大概也得意非凡，若干年后又依样画葫芦地重来一次，让错以为已经收得云开见月明的中宗韦后夫妇处置心爱的子女，韦后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死在自己手里，后来那么变态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这一场血腥的清洗，牵连死亡之众不亚于长孙集团覆灭的那一次。经此一劫，太子贤的势力基本被肃清干净，武后的权威和铁腕，也牢不可破地树立了起来。废李贤的第二天，英王哲被立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显示出天后的空前自信，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第二年，幽禁已久的废太子贤被迁往巴州，子女仍被幽禁宫中，不能随行。他的同性情人早已背叛了他，好友死的死，散的散，惟有良娣张氏仍然在身边，陪随他度过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贤在母亲准备称帝前夕被杀，张良娣却熬了过来，淡淡地看着权倾天下的婆婆如何起高楼，如何楼塌了，她一直没有再嫁，以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的身份终老一生。因为长久的囚禁，贤衣衫破碎，身形单薄，新太子哲和这位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不顾威权贵盛的母后坚持为哥哥送行，事后又不知死活地上表要求为哥哥改善待遇：
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
有妻如此，有弟如斯，贤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算枉费此生了吧。他的早死或者是件幸事，他将以永恒的傲世少年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由始至终的骄傲与坚持，不曾为风刀霜剑磨灭棱角。他和张良娣的感情也可以善始善终，始终清晰明净如山头的满月，不曾为外界扭曲玷污。不像他的弟弟——哲。
（未完待续）
〖9〗 《册府元龟*暴虐》：“岐入门，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而弃之街中。帝知，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
〖10〗 《全唐文*代皇太子请给庶人衣服表》：
臣某言：臣闻心有所至，谅在於闻天；事或可矜，必先於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於是，虽自取之，在於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г於蝼蚁；生长之仁，不遗於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
新册立的太子为武后第三子哲，这年25岁,他原名显，名字和封号经常被改来改去，以后还会恢复本名显，变化不定的称呼，似乎正是他坎坷一生的写照。武后生这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很吃了些苦头，忧心如焚的高宗为此恳求高僧玄奘：“中宫在难，情愿皈依三宝，愿佛祖庇佑！” 玄奘微笑：“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武后果然平安产下一子，婴儿满月后被玄奘大师收为弟子，列入僧籍，故此在佛教史上，李哲有佛光王之号。为酬谢神恩，武后也亲披法服，虔诚礼佛。之后又在龙门石窟为李哲开窟造像，祈福驱邪。可见武后尚未选择在权力之路上孤独跋涉之前，爱子之心也并不亚于天下所有的母亲。
作为嫡三子，哲不必承受两位哥哥那么大的压力，性格之活波任性，较贤更甚，老臣张柬之称其“素称勇烈”。以武后的高压与威严，哲仍敢公然前去为穷途末路的庶人贤送行，并请求为哥哥改善待遇，便可见一斑。只是他虽然桀骜不驯，才具却很平庸，可以说有勇无谋。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大概也和他从小未受过严格的教育，父母对他期望不大有关。小皇子整天斗鸡游猎，几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承担治国大任？事已至此，说不得只有赶鸭子上架。新太子监国期间特选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中书令薛元超和侍中裴炎辅佐。刘仁轨年迈体弱，本人已受到裴炎等新贵的排挤，起不了多大作用。薛元超倒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新太子的表现，却让人深深失望，仍然像以前做小皇子时那么贪玩。薛元超不得不苦口婆心地不要涉险游猎，有时间多看书，“听政余闲，留情坟典”，每天给他布置的作业，请务必完成，“所读班史，请毕残功”。〖11〗 跟几岁就通读《尚书》《论语》，23岁可以为《后汉书》作注的章怀太子贤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史书上没有记载哲做太子期间和裴炎相处的情况，不过从哲登基后处处不给裴炎留面子看来，两人相处得并不好。英明的领袖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地追随，没有才华但脾气柔顺听话的，也愿意给他建议或者干脆把他当傀儡。但像哲这样本人没本事脾气又臭的，也难怪裴炎这些人另有打算了。诸子之中，弘礼敬大臣惠及黎民，最受人爱戴，足可和武后分廷抗衡；贤才华绝世，文武双全，无奈形势比人强；而哲无论才华还是背景都不足以服人了，换太子如换走马灯，每更换一次太子，就是大批东宫官员的贬黜，谁还敢跟太子太过接近，把身家性命吊在一颗不牢靠的树上？
经过无数曲折，武后现在总算选定了一个不让她那么头疼的太子，自然心情舒畅。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凶神恶煞，武后大度地上表情求皇帝宽恕两位庶子上金和素节的罪（他们之前都以收受贿赂罪而遭贬），然后一个安置到沔州，一个安置到岳州，仍然不准他们进京面圣。有鉴于此前皇室血腥气太重，武后特地安排了两场婚事增添一点喜庆色彩。皇太子哲本有嫡妃赵氏，因得罪武后囚禁宫中，一不留神给饿死了。开耀元年，也就是哲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武后为他再娶韦家新妇，就是日后著名的韦皇后。韦氏出身名门望族，京兆大姓，有道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但属于老牌贵族，政治上已无影响力，祖父、父亲都不过是典军、参军之类的小官，这样的背景最是符合武后的心意。新太子纳妃的同时，也正逢太平公主出阁下嫁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城阳公主，两家是亲上加亲了。天后本来嫌薛绍的嫂子萧氏出身不是贵族，想逼薛绍的哥哥休妻，经人解释萧氏原来出生兰陵萧氏才算罢休。太子纳妃，公主出降，是李唐皇室近年少有的喜庆事，两场婚礼都办得十分铺张，火烛映天，香花铺地，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铺陈，难以掩饰李唐皇族人丁凋零、江河日下的事实。病弱的皇帝，庸碌的太子，雄心勃勃的皇后，无所适从的群臣，放在吐蕃崛起、突厥复国的大背景下，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始平县令李嗣真的看法可以说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皇帝病情日益恶化，天下政事皆取决于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李唐皇室虽人数众多，但都在外地。天下府兵，齐集关中，居中制外，势难匹敌。只怕诸王都难逃皇后的毒手吧，大难将至了。
一个小小的始平县令都可以看得这样透彻，身为大唐天子的李治又怎么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他现在是真的有点着慌了，这才开始记起了自己的责任。贤做太子的时候，除了刚开始有让贤短期监国测试能力让他放了心，他便心安理得地自顾自养病去。整整五年时间，他没有给过贤多少监国掌政的机会。每年他都有离开长安或东都，外出数月方回，却从未让贤留守监国。或者这跟他那段时间健康状况较好有关，但却完全剥夺了贤应有的裁决国事和树立威望的机会。直到贤出事之后才又匆匆忙忙地任命太子监国，那又有什么用，天后羽翼已成，仅凭马坊里搜出的数百甲胄便结束了大唐太子的政治生命。对于哲他不愿重蹈覆辙，开耀元年即首度命太子监国，第二年他幸东都，便一直命哲留守京师处理朝政，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大臣反映哲太不像话才把哲招赴东都。可是，哲又是一个糊不上墙的太子，大唐帝国后继无人，李治的焦急和担忧可想而知。
开耀二年正月，皇太子哲为高宗生下一个皇孙，高宗大喜过望，亲自为这个婴儿命名为重照，并在满月的那天，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从婴儿的名字和年号来看，高宗是太渴望这个婴儿能够继承大业，维护李唐皇室的长治久安了。高宗这个时候又很敢想敢干了，不久就下令把皇孙重照立为皇太孙，而且想为这个刚刚满月的婴儿开府置官署。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举动，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先例，何况还只是刚满月的婴儿。臣下提醒他，高宗很不耐烦地说：“没有先例，就从我开始吧！”他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死后，皇位可以平平安安地由哲传到皇太孙重照这里吧。可是高宗在世时都保不住太子的地位，又怎么可能指望自己死后，仅靠一个皇太孙的头衔就能阻止武后夺权呢？立皇太孙，不过只是由于子孙凋零而起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罢了。
武后微笑，她不反对高宗去寻找一些微小的精神安慰，这个男人几乎给了她世间所有的一切，而她至少可以回报他一个礼物——希望，哪怕只是虚假的希望。
落寞的高宗重回朝堂，吩咐乐师奏响了他三十年不曾听过的《秦王破阵乐》。这首乐曲描写太宗百战而取天下的武功，在唐代向有国歌的地位，每逢国之重典例必演奏，然而高宗登基后却下令罢演，理由是乐曲中有描写征战和杀伐，音乐又太过高亢激越，高宗仁慈的心性和柔弱的身体都受不了。此刻重病垂危，病骨支离，却重新奏响了这首金戈铁马，有动山河之威的武曲。王业艰难，祖宗盛烈，自激越的乐曲中喷薄而出，与目下的惨淡境地构成了鲜明对比。
三十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伴随着《秦王破阵乐》的乐声，他是否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少年时的叛逆，初遇时的心跳，铲除长孙时的踌躇满志，泰山封禅时的志满意得，征突厥，灭高丽，战吐蕃，弘的去世，贤的被废，曾经拥有最辽阔的版图，到现在的子孙凋零，后继无人……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是否还会为她的一颦一笑梦萦魂牵？他是否还会不顾一切地为她争取皇后之位？他以为她是只金丝雀，没料到却是一只海东青。他教会了她飞翔，却已经无法再掌控她的方向。
人生若只如初见……
《秦王破阵乐》纵然慷慨激昂，却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无论李治是心甘情愿还是追悔莫及，往昔的一切已无能改变。李唐皇族的荣光和权威，已经如滔滔逝水东流而去，没有谁能阻止，没有谁能挽回。
〖11〗薛元超：谏皇太子书
（未完待续）
两个儿子接连出事，给高宗的打击很大，哲的不成器，让他又气又急。伤心、难过、担忧、焦急，身体更是江河日下。开耀元年，高宗终于开始服丹。说来高宗对丹药的态度很有趣，一面口口声声“生死有命，人力难及”，一面不断地广征方士。丹药炼好之后，又迟迟疑疑，今天看看，明天摸摸，就是不敢吞下去。此番能下定决心，想来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如果说丹药造成了什么效果，那就是让他病情恶化的程度呈加速度发展。
与此同时，突厥的复国运动也进入了高嘲阶段。由于领导者均为原东、西突厥帝国的贵族甚或皇族，颇具号召力，他们不断地组织叛乱，想尽各种办法破坏唐帝国的马场，连年马蚤扰令得帝国北方马场累计损失马匹达18万之多。高宗时期仍然承接着太宗时代的军事制度，绝少在外长期驻军，往往平叛大军一走，对方又卷土重来。塞外鏖战方急，成就了一代名将裴行俭的声名，他曾三次出征突厥，均全胜而回，声望与日俱增。调露元年，裴行俭因计败十姓突厥和吐蕃联军收复安西四镇，被高宗特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当时的左卫大将军由哲挂名，所以裴行俭实际成为总管京师宿位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军方最高领导人。次年他又受命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合兵30余万，大败突厥主力，擒其酋长，杀其可汗，令高宗大为叹服。开耀元年，裴行俭三征突厥，智勇兼备降伏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伏念，完全平定了突厥余部，累计功劳和声望眼看就有入相的可能。
当时刘仁轨年迈，郝处俊罢相，裴行俭手握军权兼门生众多，已然成为武后的头号政敌，他如拜相将对武后夺权构成严重障碍。这个时候，裴炎出马，上表高宗，历陈此次大捷并非裴行俭的功劳：“阿史那伏念投降实际是由于裴行俭的部将程务挺、张虔勖率兵逼逐，加上漠北的回纥诸部配合南进，他是走投无路才投降的，并非裴行俭真的有那么大本事。”高宗因此取消了为裴行俭记大功的念头，且当初阿史那伏念投降的时候裴行俭曾许其不死，现在裴炎这么摇唇鼓舌地力称这些突厥首领根本不是真心归降，武后一旁添油加醋，高宗便把这54名投降的突厥贵族全部斩首，开了唐廷不杀降将的先例。阿史那伏念为原东 突厥帝国王室后裔，太宗所擒的颉利可汗之侄。唐廷的言而无信使突厥人大为不满，埋下了之后突厥贵族反唐的祸根。伏念败亡后余部在阿史那骨咄禄统帅下,征铁勒，犯唐境，声势逐渐壮大,于是设牙帐自立为可汗,重建突厥帝国，史称后突厥汗国，成为唐帝国的头号劲敌，这是后话了。世事如此，裴行俭心灰意冷，叹息道：“与部将争功，古今所耻。现在既然归功于自己的部下，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背信弃义地杀戮降将，以后恐怕不会有人投降朝廷了。”于是托病不出，这正中武后下怀，当然不会去劝他出山啦。裴行俭要一直执掌军权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麻烦。后来突厥再度叛乱，高宗有意再启用裴行俭，但军队尚未调集完毕他便已去世了，享年64岁。而这次事件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两位部将程务挺和张虔勖，也因此投靠了裴炎，后分别执掌左右羽林军，为武后发动宫廷政变废中宗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这样，在裴炎的帮助下，武后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顺便拔除了裴行俭这个难缠的“钉子户”，可谓意外之喜，一切正按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时来天地皆同力，第二年关中大旱，粮食匮乏，斗米涨到300文钱，但对武后来说却是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她正想找个理由去洛阳。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看样子随时都会一病不起，曾经经历过太宗去世后政局变幻之苦的武后深知这时候必须好好经营，一个疏忽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她现在虽然顺风顺水，但还不能完全控制宰相集团，刘仁轨以其功劳和资历仍有一定影响力，她正渴望摆脱长安城旧势力的掣肘，到洛阳去大干一番。天从人愿，关中饥馑，她现在有大把理由劝李治东巡洛阳了。因洛阳的漕运之便，库存了大批从江淮运来的粮食，可以解决政府官员的吃饭问题，从隋代开始便有关中灾荒赴洛阳就食的传统。高宗虽已病入膏肓，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但问题又来了：因为裴行俭事件，朝廷跟军方关系微妙，武后也不愿让不为己用的军队过多前往洛阳，那么沿途找谁来保驾？
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她找来了新提拔上来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要他负责沿途的保安工作。
可怜的魏元忠真是欲哭无泪，这样的主子也太难伺候了吧！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他一介寒儒，手下半个虾兵蟹将都没有，竟然叫他负责天子东巡，叫他怎么承担